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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洋的博客

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我觉得我还是太右了  

2008-06-05 16:49:09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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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觉得我也是个新左派,但是遇到真正的新左派,我觉得我还是太右了

  “我觉得我还是太右了”

  留美的经济学博士姚洋认为自己的思想是“中间偏左”,这一点让很多人感到惊讶。

  追寻姚洋的思想来源,也许有四个关键词: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、拿到博士学位的威斯康星大学、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·森,以及返国后的中国农业问题的本土研究,尤其是后者,更让姚洋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。

  1986年北大地理系本科毕业,随后转行攻读管理学硕士,1987年林毅夫刚刚回国,“想找一些学生帮他做事情”,“就这样完全转学经济了”,然后1991年去了美国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。

  威斯康星大学有着鲜明的左派传统,在1960年代是美国学生运动的中心之一——东有哈佛,西有伯克利,中间就是威斯康星。这种传统在约翰·康芒斯(美国经济学家,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)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,作为学者的他居然直接参与工人运动,给工人领袖们当顾问,出谋划策。

  “记得我的导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,讲马克思主义。我特别吃惊,我们在国内都开始转学西方经济学了,怎么还跑到这里来学这个?”

  “尤其是在我那个农经系,强调平等,强调市场的不完美,市场里也有负面东西。我导师的那门课《微观经济学》,讲了很多信息不对称、市场缺陷、市场失灵等等。”

  威斯康星的教育给了姚洋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回国后做农村研究,姚洋发现,“很多东西跟课本对不上”。这促使姚洋开始思考中国问题的复杂性,比如土地。

  前几年,有关土地该不该私有化、土地该不该自由流转,是农业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。姚洋谨慎地认为:“西方经济学当然认为私有制是好的,可中国的土地问题很复杂,我不赞成土地完全私有化。”

  “土地是穷人获得最基本生存的基础。有些人说在中国土地兼并不可能存在,这些人说话有点不顾事实。费孝通先生写的1920、30年代中国状况,以及当代小说《白鹿原》,都说明农民在生活最困难时会卖出土地,然后基本上就不可能再赎回来。”

  “我们国家农民之所以能迅速脱贫,跟土地承包制很有关系。给农民一些口粮田是必要的,让他们能活下来,对中国的稳定很重要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,东南沿海很多工厂倒闭,几百万打工农民悄没声息地就回家了。而印尼就很多人上街游行,爆发了骚乱。所以除非给农村建立起完善的保障制度——但这个不是简单容易的事——否则土地还是农民活命的工具。”

  姚洋思想的明确转变,是给《读书》写了一篇关于阿玛蒂亚·森的文章。1998年,这位印度裔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,当时国内对他的了解并不多,姚洋花了一个月时间查找资料文献,不仅加深了对森的理解,也逐渐明晰了自己的思想。

  十年沉潜,2005年,姚洋写了长文《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》,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思想。他称自己的理论是“平等的自由主义”——仍然是自由主义者,但强调国家应该为个人能力的全面发挥创造环境,“给每个人向上爬的动力”。

  自由主义有三个基本理念:个人主义、平等、普世原则,但姚洋认为,自由主义内部也有矛盾,“个人主义就是个人自由,一般说,不受别人强迫就是自由。但是我们要问一下,这种道德观符合不符合我们的直觉?一个非洲奄奄一息的饥民真和比尔·盖茨一样自由吗?自由肯定包含一些‘你能做什么’这样隐含的问题。”

  “我们必须承认,自由的社会必须要有最起码的平等。如果没有平等,就谈不上自由。自由至上主义者,或者说右派们,片面强调了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由,忽略了平等问题。最后我们必须要问:谁最自由?秦晖总说,我们只要起点平等、有一个干净的起点就行了。问题是哪有一个干净的起点?更不用说什么是干净的起点了。”

  “我们要关注老百姓实现个人自由的能力,教育、健康、基本的医疗等等。说白了,我们要建设一个能让老百姓自我造就的社会,让每个人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能力。社会应该创造这种环境。”

  “我是中左,跟左派的观点还是不一样。左派可能会说,国家还是要保持一定的所有制,国家在经济生活中还要很大的决策。我的想法是,国家只要创造这种环境,让每个人能够去打拼,有向上的动力就行了。我和左派和新左派还是有区别。很多人觉得我也是个新左派,但是遇到真正的新左派,我觉得我还是太右了。”

  “人活一生,总要留下点什么”

  幼时曾在江西农村生活过8年的经历,以及和农村一直保持的血肉亲情,决定着姚洋的生活和治学态度。研究姚洋的文章,他的观点大都来自深刻的生活体验。

  2002年3月,姚洋写下了《回乡三日》,已十年没回家乡的姚洋痛心地写道:“家乡积淀在我脑海中的印象,是远远的在堤上望见的参天樟树和袅袅升起的炊烟。”“此次回乡实际所见的,却是另一番景象。樟树没有了,炊烟也没有了,代之而起的是几幢或白或青的楼房,突兀地伫立在村头。沂江对面也不完全是青山了。京九线在山脚下穿过,一处山头上矗立着中国电信的无线通讯转播塔。走近村子,发现村子前面的小湖因为干旱已经快干了,露出肮脏的塘底。”……“家乡由我的梦境中走出来,变成了杂乱的现实。”

  在回乡三日里,姚洋既看到了“几乎家家有了电视机和电话,年轻人几乎都用上了手机,不时还有摩托车从身边掠过,有时后座上会坐着一位时髦女郎”;也看到了原本清洁的村子里污水横流,侵犯公共利益的个人行为随处可见。

  姚洋思考,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更可能是“乡村的无组织化”。“在过去,乡村的公共事务由宗族来协调,……人民公社时期,宗族关系损失殆尽,但是,强有力的生产队体制起到了替代作用。”“在过去二十年里,我回去过四次,每次都感到村里的人情淡了一层。也许是因为我儿时的玩伴都离开了村子,但我心里总有一种不甘,隐隐地为村里社会网络的瓦解而忧伤。因为失去了赖以附着的地方性组织,村庄的公共精神丧失了。”

  这次回乡,看到四面八方的亲戚为了伯母张罗如何安度晚年,姚洋开始重新思考中国血缘社会的意义。

  “一方面,在正式层面上,农村社会因为无组织化正在走向瓦解;另一方面,血缘和亲缘再次成为维系社会存在的重要纽带。如果传统价值在农村基层还有所体现的话,它的载体也就只剩下血缘关系了。时下村治所面临的任务,依我所见,正是寻找一种契合传统价值和现代民主理念的新的组织形式。”

  几年后,姚洋开始积极倡导在农村实行直选制,“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是一个综合问题,我觉得农村的选举,是我们走出困境唯一的路。”

  姚洋认为自己和以温铁军等三农学者不同,“他们把农村想得很浪漫”,“他们总想回到乡绅之治”。姚洋认为,“文化大革命一铲子把农村的基层组织和文化传统都铲没了,要让乡村的力量发展起来,那要等到猴年马月。怎么办?我觉得只有通过村民选举,因为这是合法的,只有这个制度性框架的保护,才能给老百姓一个学会民主参与的机会。”

  “我们总在给不推行民主找借口,说教育水平低什么的,其实民主是要学习的,民主是一个精巧的机器,需要人学会妥协,学会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。”

  出生在西安的姚洋,在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的学校里读中学并且工作过。这段经历也融入姚洋对改革开放30年的反思中。

  这是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,当年苏联156个援华项目之一。“那里培养了很多技术工人,素质都非常好,技术人员成堆。工厂员工从顶峰时候的三万多人,缩减到现在的一万两千人,这么多人都到哪儿了?都流入了私人部门,因此,单说人才供给也是巨大的贡献。更别提前30年我们建立起的完善的重工业体系,对改革开放起到了坚实的铺垫作用,所以完全抹煞前30年优先走重工业道路的政策,不是一个正确看法。”

  回国至今,姚洋一直践行实地调查和乡土研究,近几年来,他更是走出书斋,踏入红尘,针对诸多社会问题阐发见解。除了在《读书》上发文章外,他还在《南方周末》开设经济随笔专栏,试图影响更多经济学界之外的知识分子读者。最近他对招商引资为特色的“仇和新政”的强力批评,掀起不小的讨论。

  姚洋说他清楚地记得刚回国时林毅夫对他说的话:我们在创造历史。“我经常扪心自问,你回国来干什么?你在国外做不是更好吗?”他的回答是:“之所以回来,是想为中国的历史进程贡献自己的力量。从个人来说,雁过留声,人活一生,总要留下点什么。”

姚洋答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问

  Q: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?

  A:满意。也许是因为觉得自己的研究,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所贡献吧。

  Q: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,有何心得可以和他人分享?

  A:走人少的路。我在1997年回国的时候很少人愿意回国的。

  Q: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,你怎么看?你理解他们吗?

  A:我觉得他们活得太拘谨了。我们之间有很大的代沟。

  Q: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?

  A:我希望这个社会能更真诚一点。很多名人活得都不真实,不知道自己是谁。一般老百姓活得也不很真实。整个社会心态比较浮躁。

  Q: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?

  A:我觉得60年代的人最大的问题是,上面有一些位置已经被占住,自己也不再年轻了,说白了,有点中年危机吧。

  Q: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“领袖气质”的?在世的人当中,你最钦佩的人是谁?如果一定要你选,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?

  A:阿玛蒂亚·森,他是一个左派经济学家,又有非常宽广的视野,很强的哲学功底。

  阿里巴巴的马云算一个。他的成长经历,对年轻人很有激励作用。

  Q: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,你最看重哪一个?

  A:自由和责任,是硬币的两面。我更看重的还是个人自由。

  Q: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、一部电影?

  A:一本叫《七人》的书,描述各种人生态度的,浮士德是思考,堂吉诃德是行动派,和风车打架。我觉得我要做浮士德和堂吉诃德中间的那个,既要战斗,同时又要思考。

  Q: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?

  A:个人的追求,人生的完善,还有家庭。

  Q:你幸福吗?有没有不安?最大的担忧是什么?

  A:我喜欢我现在做的东西,究竟是不是幸福,我也不知道。

  焦虑很多。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,但你无能为力;人过30,你的成就在哪里?更隐秘的煎熬是,人到底为什么活着?最好不去思考这个问题,做就行了。

  作为一个主张“平等”和“公平”的经济学家,姚洋教授充满人文关怀气质的研究视角,使他的工作显得“跳脱”而“另类”。如果说以吴敬琏、茅于轼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经济学家的主要贡献,是把西方经济学思想引进、传播到中国来,姚洋则像他的老师林毅夫一样,正尝试着为西方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探索路径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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