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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洋的博客

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姚洋:印度的现状——中国社会的一面“镜子”  

2007-09-28 04:32:32|  分类: 时评随笔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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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周末
姚洋:印度的现状——中国社会的一面“镜子”

编者按:

  受美国一个中、印研究项目邀请,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。 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,与中国一样,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,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。印度的现状“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,照见了我们的过 去、现在和未来”。本文为系列文章的最后一期。3月22日本报15版刊发郭宇宽教授《“我们住在贫民窟,但我们是业主”》一文,与本文互为轩轾,建议读者 对照阅读,或不无助益

  印度贫民窟长期存在,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客们的一个阴谋,原因在于,贫民窟是他们的一个大票仓。政府的无为给政客们留下了掏空国家的机会,给黑社会留下了压榨百姓的空间;但是,民主的好处在于,它也给民众留下了自己组织起来反抗政客和黑社会的权利

  人民运动

  通常认为,民主能让政府更加对老百姓负责。

  但是,要实现这一点,不是没有条件的。此次印度之行让我深信,民主制度下民众监督政府的条件之一是社会 平等。就总体而言,印度民主能够反映民众的愿望。比如,英迪拉·甘地擅自实行紧急状态法,希望以此建立她个人的权威,但事与愿违,在大选中输掉了选举,并 让国大党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光辉。最近印度人民党的选举失利也说明民主反映民众的意愿。

  但是,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上的人群,民主并没有兑现其诺言。这些人群就是为数众多的低种姓(印 度仅贱民就有二亿多)和居住在各个城市贫民窟里的人们。此次印度之行,我们参观了老德里的旧街道、新德里郊区的半贫民窟以及孟买市区内的贫民窟,对这些地 方的生活状态有了感同身受的认识。

  印度主要城市都有贫民窟,孟买的贫民窟最多,全市1200万人口中,60%居住在贫民窟里。位于市区中 部的达拉维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,人均面积只有1.8平方米,这其中不仅包括房屋面积,而且还包括道路和其他公共用地的面积,拥挤程度难以置信。我们去参观 时,先是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,然后在一小片空地上居然发现了一座烧制陶罐的土窑!土窑周围是密密匝匝的茅棚,一旦失火,损失难以想象。两个妇女和一个男人 在用最原始的方法制作陶坯,就仿佛现代技术从未降临印度一样。其中一位中年妇女告诉我们,她就出生在土窑边上的

  一间茅棚里。看来,达拉维存在已经有好些年头了。达拉维的地理位置很好,不远处就是孟买机场和高新技术 开发区,达拉维是这两处地方进城的障碍。因此,孟买市政府早就通过立法,要对这个贫民窟进行改造,办法是为居住在这里的人每家提供一间20平方米大的房 子。我们去参观了一处这样的房子。这座房子还不是政府出资的,政府只给了土地,建筑费用来自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捐款。这是一座楼房,内部结构类似中国的筒子 楼,只是每间带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。每间面积约20平方米,说是住一家人,但往往要挤上两到三家人,也就是说,每间要供8到12口人居住。为什么会挤入这 么多人呢?原因之一是物业费太高,一家人负担不起。

  印度人家的一个好习惯是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,哪怕是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家也是如此。但是,屋子之外就是另 一个天地了。多数街道没有铺水泥,即使铺了,也是坑洼不平的。主要街道上正开膛破肚修下水道,看样子已经开工许多日子了,但完工似乎仍然遥遥无期,污水肆 意地冒出来,形成断断续续的一条臭水沟。我们访问的时候是旱季,苍蝇、蚊子还在肆虐;难以想象,当雨季来临的时候,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!我敢肯定,任何到 过达拉维的人,都会惊讶人的忍耐力;这里不应该是人居住的地方,它连牲畜聚集地都不如!在中国中西部农村,我也看到过环境卫生极差的村子。但是,农村的好 处是可以利用自然的净化能力消化掉大多数生物污染,而达拉维无法做到这一点,如此众多的人口集中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,自然早已不复存在了。

  贫民窟是如何形成的呢?以前,我以为贫民窟居住的都是不名分文的穷人,他们是因为没有钱才住进贫民窟 的。这次印度之行让我了解到,贫民窟里住的不都是赤贫人口。比如,孟买贫民窟的人口中只有4%属于印度的法定贫困人口,而住在达拉维的一些人实际上在半岛 南部的写字楼里上班。

  孟买贫民窟的人口近几年增长迅速,和孟买高速的经济增长有关。实际上,贫民窟人口增长快的城市,都是经 济增长快的地方,班加罗尔也一样。住在贫民窟里虽然不舒服,但留在农村生活更无着落。移民们到了城市,找到一份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,却没有住的地方,就只 好流落到贫民窟里。印度学者在正式场合把贫民窟叫做“非正式聚集地”,这是比较贴切的叫法。

  贫民窟形成之初都是从非法占用公共或者私人土地开始的。比如,孟买世贸大厦旁边的一片贫民窟,显然是当 初参与大厦建设的工人居住的地方。印度的建筑商不给工人提供住房,工人又往往拖家带口,只能在工地附近搭上临时窝棚度日,时间一长,就形成贫民窟。孟买的 贫民窟分布很广,最差的是那些“人行道贫民窟”,它们就着围墙搭建在人行道上,没水、没电、没有任何卫生设施。实际上,28%的贫民窟居民,即约240万 人没有任何卫生设施,排泄只能在露天解决。

  既然是非法占用公共或私人土地,为什么政府不强行把贫民窟里的人赶走呢?政府的确这么做过,现在也在 做,但收效甚微。原因之一是黑社会的存在。黑帮分子有意在公共土地上修建临时窝棚,出租给外来移民住,收取他们的房租。有些时候,房租可以免掉,只要他们 占住土地就行了,因为占有时间长了,到政府下决心改造时就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补偿费。这些钱本应给居住在那里的移民,但自然是归了黑帮分子的腰包。政府来 摧毁一次,他们马上又来建新的,一二百卢比就够了。但是,黑帮还不是贫民窟无法铲除的根本原因,像达拉维这样大面积的几乎永久性的贫民窟,其形成和政府糟 糕的法律以及政客们的野心分不开。

  在印度宪法里,保障人的迁徙权和居住权具有比保障公、私财产更高的地位。实际上,自英迪拉·甘地在 1970年代末修改宪法之后,“保障私有财产”这一项就已经被从宪法中删掉了。中、印的对比,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:经过二十年的实践和无数人的呼吁,中 国宪法里终于有了保护私人财产这一条(尽管还留了一条私人财产必须“合法”的小尾巴),而印度却走了相反的道路,把这一条从宪法中删除了。在中国走向市场 经济的时候,印度则由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。

  当我和印度朋友谈到贫民窟改造的时候,他们的态度都如出一辙,认为保护贫民窟居民的居住权优先于保障公 共和私人的土地所有权,而且,他们都对政府的强行拆迁表示极大的义愤。的确,政府在拆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人的生命的不尊重,的确让人气愤。在中国,钉子 户对付拆迁的最有效办法是赖在房子里不走;在印度却常有拆迁过程中把留在房子里的人铲死的新闻见诸报端。更为重要的是,拆迁之后,贫民窟里的许多居民就会 失去生计。贫民窟里的环境虽然极差,但离开了贫民窟,许多人就无法生存。

  印度服务业部门的比重很高,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规就业支撑的。有人说,中国是世界工厂,印度要建成世界 的办公室。这种说法如果不是痴人说梦,就是自我粉饰。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发达第三产业的阶段。印度的软肋恰恰是制造业不甚发达,大 量劳动力因此不得不集中在低端服务业里,不仅收入低,而且受地域影响大。就业安置是妨碍贫民窟重建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  在孟买,政府的房租控制法是造成贫民窟蔓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,孟买涌入了大量移 民。英殖民政府为保障这些人有房子住,通过了房租控制法,把房租压在较低的价位上。当时的设想是,这个法案是临时性的,几年之后应该废止。但是,那些在这 个法案里受益的人不会甘心法案被废止,他们的强大游说活动让这个法案保持至今。不仅如此,法案的条款还得到加强,其中一条近乎荒唐的是,一旦房客在一处住 房住满一年,则他就有优先权购买这处住房;即使不购买,他只要交房租,就可以无限期地住下去。这条法案导致的一个滑稽后果是,每年十月孟买都会出现一支支 浩浩荡荡的搬家队伍,原因是,房主为了避免房客在一处住房住满一年,宁肯在别的地方建临时房子,把房客搬过去住两个月。

 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,私人出租房屋的积极性没有了,更不愿意新建出租房屋。孟买已经十五年没有建设新的出 租房;更为可悲的是,当700多万人挤在恶劣的贫民窟里时,孟买有40万套住房是空置的!以每套住房居住五口人计算,则这些空置住房就可以解决200多万 人的居住问题。孟买政府的雄心是为贫民窟的每户人家提供20平方米的住房,但现在的建设速度尚赶不上贫民窟人口的增长速度。

  尼赫鲁和英迪拉·甘地都要把印度建成不同于苏联和中国的第三种社会主义。这个梦想如今不怎么提倡了,但 政府对经济的肆意干预仍然十分常见,房租控制法就是一例。以印度反观中国,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市场化的程度有多深。中国残存的政府干预是出于政府之 手,体现的是官员们的意志。在印度,政府干预是民主政治的产物,而不是政府的自为之举。中国的长官意志要不得,但印度的民主意志也不总导致合意的结果。民 主政治的一个潜在危险是政府的公地化,即政府成了各种利益集团自我耕耘的场所,而社会的整体利益被抛在了脑后。

  政府的公地化给政客提供了可乘之机,让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挟民众之意,获一己之利。贫民窟长期存在,在 很大程度上是政客们的一个阴谋,原因在于,贫民窟是他们的一个大票仓。孟买的中产阶级早已对政府失去了信心,许多人选择远离政治,不参加投票,因此,政客 们把目光集中在贫民身上。贫民窟里有无穷无尽的需求,供水、供电、学校、厕所、下水道,等等,都等待政府来解决,政客们许诺的少许恩惠就足以赢得一部分选 票。印度的水、电供应非常分散,是按户来进行的。这种分散的供应方式,非常有利于政客们拉票,也有利于他们对选民进行各个击破。贫民窟的选票来得容易,还 因为黑帮的流行。印度多数政党、特别是地方性政党都是黑白两道通吃。在贫民窟,黑道控制着日常生活,因此,只要控制黑帮,选票就有着落了。

  政府的无为给政客们留下了掏空国家的机会,给黑社会留下了压榨百姓的空间;但是,民主的好处在于,它也给民众留下了自己组织起来反抗政客和黑社会的权利。我们在新德里郊区的半贫民窟地区访问了一个非政府组织,管中窥豹,对印度市民社会的深度有了感同身受的了解。

  这个非政府组织叫“人民运动”。印度有许多叫人民运动的非政府组织,我们访问的是其中一个较小的。我们 中、印一行学者共十几个人,先是坐地铁,然后坐摩的,又花了很长时间在人、车、牛混杂的街道寻找,傍晚时分才找到它的办公室。办公室很小,分成里外两间, 布置得和普通人家一样整洁。我们和人民运动的四五名积极分子座谈。他们都说不好英语,我们必须借助印度学者的翻译和他们交流。

  人民运动的创办者阿文德·柯内瓦尔(Arvind Kejriwal)是一位看上去略有文化的精干年轻人,其他到会的人更年轻,其中一位是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的姑娘。

  人民运动创办的起因是这一地区的许多穷人买不到政府的低价粮食。为了解决极端贫困者的食物供应问题,印 度政府每年补贴十几亿美元,给他们发放食物券,凭食物券提供低价粮食。低价粮不是政府直接发给贫困者的,而是先发给社区的商店,贫困者拿着食物券到商店购 买。这就给了商店老板们可乘之机。当穷人来购买低价粮的时候,他们要么说穷人没有在政府资助的名单上,要么说政府没有下拨低价粮。多数穷人听店老板这么一 说,都自认倒霉,只好付市场价格买回粮食,店老板因此挣得可观的赢余。

 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,印度穷人这样逆来顺受的态度简直不可思议,换了在中国,至少一部分人会闹到政府去找个说法的。印度学者告诉我们,对于这些穷人来说,受苦受难是他们自认的命运,政府的救助是对他们的恩惠;恩人不施恩了,也是正常的事情。

  人民运动的几位积极分子决心为穷人讨回公道。他们所使用的武器是新近通过的信息法。这个法规定,任何人 都有权查阅政府的所有不涉及国家机密的记录。利用这个法,他们到区政府查到社区里所有注册领取食物补贴者的名单,然后拿着名单到商店去对质。这让商店对他 们恨之入骨,店老板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。有一次,他们抓住了阿文德,把他痛打一顿。他夺路逃进警察局,店主还在门外大喊,要警察把他交出来烧死。那位小姑 娘也曾经被人从后面勒过脖子,差点儿丧命。最后,是媒体帮助人民运动取得了胜利。通过报纸和电视的宣传,德里地区的民众给了人民运动极大的支持,店主们终 于答应他们的要求,开始卖给穷人足额的低价粮食。

  人民运动是一个地道的草根组织。像这样的组织,印度非常多,它们发挥着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。这正是印度 给中国的一大启示。我们曾经有过发达的民间社会组织,在农村是家族,在城市是街坊和同业公会。计划经济时代把这些中间组织剪除了,把全社会直接纳入到国家 的管辖之下,社会因此失去了很多生机。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和经济增长,整个社会开始休养生息,一些自发的民间组织开始重建或新生。但是,相比于印度, 我们的民间社会仍然不够深厚。印度深厚的市民社会得益于民主所给予的宽松环境。既然我们和印度一样,也在经历一场民主化的革命,我们就没有理由不从现在开 始市民社会的建设。(完)(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,电子邮箱yyao@ccer.edu.cn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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